看东新桥900年变迁 感惠州人恩怨情仇

看东新桥900年变迁 感惠州人恩怨情仇

晚清时期的东新浮桥,往来百姓络绎不绝。

看东新桥900年变迁 感惠州人恩怨情仇

1938年被日军炸毁之前的东新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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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12月,日军退出惠州时将 东新桥炸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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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胜利后用竹木搭起来的东新桥,以便群众通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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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东新桥,刘仑作画于1947年。

看东新桥900年变迁 感惠州人恩怨情仇

如今的东新桥。 《东江时报》资料图片

对于老一辈惠州人来说,再没有另外一座桥比东新桥更具有历史意义。暂且不说东新桥与大文豪苏东坡息息相关,它还决定着惠州古城的格局:桥的东面叫桥东,桥的西面叫桥西。

然而,这条有着900多年历史的古桥,在1938年建成现代桥梁之前,一直是一条“以四十舟为二十舫,铁锁石碇,随水涨落”的浮桥。更让人感到唏嘘的是,建筑钢筋混凝土东新桥自1932年开始动议,拖拖拉拉直到6年后才建成,而建成后不到半年,就被侵入华南的日寇所炸断。

东新桥有着900多年历史

古代的惠州府城和县城,被西枝江相隔,入宋后两城交通只能靠一座浮桥连接。据记载,宋绍圣三年(1096),苏东坡资助罗浮道士邓守安建成木船架板的铁索浮桥,并命名为“东新桥”。浮桥由数十条木船用铁索联系,上架木排板行人。浮桥中部用一活动的吊板,留开一个闸口,每天定时把吊板吊起开闸让过往船只通过。浮桥随江面水位升降。苏轼寓惠有诗云“群鲸贯铁索,背负横空霓”,形象地展现出雨后江上浮桥的奇观。

但是每当洪水暴涨时,浮桥就极有可能会被冲断,又或者当外敌兵临城下,驻守府城的官兵也会将浮桥人为断毁。一旦浮桥被毁,两岸交通受阻,府县两城马上就会形成“一水隔天涯”的尴尬局面。自明清以来,惠州当局都有专门维护东新桥的机构。就算是到了清宣统三年(1911),辛亥革命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,当时名为“惠郡东新浮桥管理处”的机构仍出版有 《重修惠郡东新浮桥征信录》一书,向公众公开东新浮桥有关收支款项的报告书。

目前存于美国南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档案中的这张东新浮桥照片,拍于100多年前的清末年间,这恐怕是东新桥最早的照片了。这张照片可以看出是摄影师站在当时的归善县城门楼上拍的,对面是惠州府城大东门的城门楼。城门楼右侧是文笔塔,塔后是府学宫,塔前则是上下米街及码头,这正是惠州古城最热闹的东江及西枝江流域的重要商品集散地。

为筹集筑桥经费向过往船舶收租金

为了彻底解决惠州府县两城交通,方便府县两城居民生活,上世纪30年代初,惠城当地商会和民间团体成立了“筹筑东新桥委员会”(以下简称筑桥会),向当地人士、商店和海外侨胞募捐。1932年,筑桥会主席张友仁以筹集经费不易,遂议决向惠州沿河两旁堤岸码头收租,“每年租额可得二万四千元”。除此之外,张友仁还急急忙忙地呈请省东路公路分处,将府城大东门拆毁,为兴建东新桥扫清障碍。

筑桥会收租的范围,东面从桥端到东江沙,西面从桥端到风神庙一带,所有没有批准的船只,不能在这个范围内的码头停泊、转载人货等。同时还规定了收租的期限,即自1932年6月1日至1934年5月30日。按照张友仁的盘算,两年的租金可得4.8万元。

筑桥会还特别找来了荷兰工程师“给具图则”,预算的建筑费却高达15万元。这租金显然远远不够。尽管动用了募捐、收租等多种途径,到了1933年5月,筑桥会仅仅募得了七八万元之数。这时张友仁又借用他是东路公路处主任、惠樟公路董事会董事的身份,向省建设厅提出申请,将年前拨借给惠樟公路筑桥款6万元,转拨给筑东新桥之用。

一波三折东新桥拖了三年才奠基

据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何志成介绍,筑桥会最后共筹集了筑桥经费20万元,并聘请了厦门留美建筑工程师林荣森,为东新桥重新设计建筑图纸。但因该桥设计技术复杂,造价过高,招标不成而搁置下来。

1933年,筑桥会委托广州建筑工程师唐锡畴另行设计。唐锡畴按照筑桥会的经济情况,量力而为,改为三跨桥,中跨长120英尺,边跨各90英尺,桥面宽24英尺,人行道每边5英尺,设计荷载25吨,核算22万元,由筑桥会呈报广东省东路公路处审核。东路公路处核减底价为18.5万元,招标结果最低的标价是21万元,超出了东路公路处底价,桥的建筑又搁了下来,并拖延了两年。

1935年年初,筑桥会再生意外。原来,过去船舶进出东新桥,都要收取低廉的过路费,用以维护浮桥的缆索。但是自从有商家承包之后,竟然收起了高价费用,使得“东西两江船户,受其勒索者,莫不怨声载道”。这种情况下,经惠阳县民船工会与筑桥会协商,终于将征收一元的过桥费,减至三毫。

几经折腾,筑桥会终于在1935年11月12日举行了东新桥奠基典礼,时任筑桥会主席叶秉机宣布东新桥限期18个月筑成。奠基典礼颇为盛大,到场的人数多达数百人,军政要员齐集。

施工缓慢导致百姓群情激愤

出乎惠城百姓意料的是,东新桥奠基之后,并没有马上出现热火朝天的场面。奠基之后一个月,有记者专门去探访工地,发现东新桥“自兴工迄今,已有月余,工作人数则寥寥十余人,其工作进行,极为弛缓。而水中两桥墩绝未动工,一切工作机械及各种材料亦未见运到,似此情形,或不能依限完成”。直到1936年7月,这种弛缓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。

据何志成介绍,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,惠州地方当政者也急起来,公推当地有实力的军人到广州向省建设厅力争,最后得到广东省省长兼建设厅厅长林云陔的同意,并由林云陔和陈济棠亲笔在合约上签名,责成东路公路处促成其事。此时东路公路处只好找到他们熟悉的承包商成安行,以18.5万元的底价,按唐工程师的图纸施工承建。

在施工过程中,筑桥会邀请原设计工程师到工地视察,却发现承包商没有按照施工说明书的规定用料:本应特别订购60英尺长的钢筋,而是采购了一般40英尺长的钢筋,经多处搭接充数。原设计工程师认为这样会严重影响大梁质量,提出异议;筑桥会亦提出反对,声明到时不予验收。为此,东路公路处处长李化被迫下台,东路公路处不肯再负责监理,致使筑桥工程又停了下来。至1937年,省建设厅委任原设计工程师唐锡畴负责监理,筑桥工程又继续进行。

何志成说,1937年发生 “卢沟桥事变”,抗日战争爆发,建桥工程仍然坚持了下去。1937年11月,东新桥完成了一半的工程。为此,筑桥会督促承建商日夜加紧建筑,终于在1938年汛期到来之前,建桥工程全部完成。

建成半年的东新桥被日军炸毁

东新桥竣工不到半年,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入侵华南,惠州第一次沦陷。日军退出惠州时,竟然把新筑成的东新桥拦腰炸断。这对惠城百姓来说无疑是重大打击,惠州籍画家刘仑还专门将这一幕绘成素描,控诉日军的暴行。

据何志成介绍,1945年抗战结束后,惠州百姓在断桥残存的基础上,用竹木材料搭成一座人行桥,虽然不好看,但好在安全胜过浮桥,洪水来时仍可维持两城交通。

重生

新中国成立后仅用半年重建而成

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地方政府将修复东新桥提到议事日程,仍聘请唐锡畴为修复东新桥的工程师,重新进行测量、设计、绘图和招商投标承建。1950年9月,惠州第三届人代会通过建筑东新桥的议案。1951年,省政府拨了10亿元、惠州百姓捐款14亿元用作建筑费用。3月10日正式开工,半年后的9月21日,崭新的东新桥竣工。

据1951年10月26日的《大公报》报道,东新桥是“惠州解放以来最大规模建设工程之一,全部工程费共达二十一亿元”。该报道还透露,原本百姓预定的捐额是10亿元,但在百姓的热烈响应之下,超额地完成了任务。这或许也是东新桥能如此之快得以重修的缘故。

当时的惠州人民为了庆祝东新桥的“重生”,举行了万人庆祝大会。同时,在东新桥重新开放通车典礼上,惠州人民还赠给唐锡畴工程师以“热心建设”的金质奖章,留作纪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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